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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三朝元老心方壮（第2页）

石越说完，陈良也忍不住在旁笑道：“本朝‘安全’宗室之法，可以说无微不至。兵变夺位之事，学生也以为绝无可能。况且就算雍王控制了一点班直侍卫，也不至于那么糊涂，太后明明已经当着百官的面表明态度，他没有太后的默许，怎能去赌太后到时候是帮儿子还是帮孙子？太后虽然宠爱他，但是这手心手背，亦不过一念之间的事。这岂非是拿着三族的性命开顽笑么？”

二人说的话可以说句句在理，连潘照临一时也觉得自己是疑神疑鬼，过于多虑了。不由也笑道：“公子与子柔说得是，原本担心的亦不过是太后，果真太后主意拿定了，管他什么王，原也不必放在眼里。”

潘照临这话，石越心里却是深以为然。高太后不是一般的后妃；她自小就在宫里长大，又是开国元勋之后，出身就非比寻常。几十年积累的威望，又实际上继承了曹太后的政治遗产——在大多数臣民的心目中，曹太后与高太后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她的影响力实是非同小可。

高太后在班直侍卫，乃至殿前司禁军中，都有仅次于皇帝的影响力；而且朝中许多的大臣，特别旧党官员，很多人也从心里亲近高太后；再加上她在宗室、臣民中的威望，果真高太后要帮雍王，那就真成了腹心之患。不说别的，朝中的官员，立马就要分裂成两派。在这国内形势乱一团的当儿，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是十五六年的励精图治毁于一旦，也绝非是危言耸听。

因此，石越虽与王安石、司马光商量了对策，但在心里面，他便是连司马光也无法信任。在石越看来，每一个旧党官员，都可能转变为高太后的支持者。尽管他心里也明白，这种猜忌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元旦朝会中高太后的一番表态，的确是令石越彻底的放下心来。至于什么雍王，石越从未将之放在心上。一个亲王能有什么政治实力？值得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石越还真是无法将赵颢排上日程。

经历过坎坷不断的一年，在新年的第一天，总算是有个好兆头。此时，从屋外边隐隐约约传来石蕤与婢女们的欢笑声，“投麻豆啰！投麻豆啰！”石越笑着走到门口，远远望着女儿与婢女们围在一口井边，将麻子和赤豆一颗颗兴高采烈地丢进井中，每扔一颗，众人就发出一阵欢呼声。石越也不禁被这欢快的情绪感染，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瘟神也该走了。”

潘照临与陈良望着石越的背影，不由相顾一笑。陈良笑着对潘照临说道：“我也有预感，今年该否极泰来了。”

潘照临却只是含笑不语。对于高太后在元旦朝会上所为，他心里其实感到很遗憾。他设法打探过皇帝的病情，几乎可以肯定，皇帝很难熬过这个春天。按目前的形势，在皇帝去逝后，石越的权力会更加增大，但却始终有高太后、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掣肘。若是高太后果真站在雍王一边便好了，那样的话，石越就可以趁机辅佐太子继位，通过平叛，石越便能掌握更大的权力——如若高太后与雍王一起发动政变，那么在他们失败后，连旧党的势力也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这对帮助石越尽快走到权力之巅，是极为有利的。可惜的是，高太后似乎比他想象的要厉害。她在元旦朝会上的举动，甚至还可能缓和她与皇帝的关系。此前李向安传来话来，道皇帝已令李清臣、安焘写好遗诏，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据宫中传言，皇帝在遗诏中设立了辅政大臣。虽然传言未必可信，却也透露了皇帝很可能想加强宰执的权力，以在他死后制衡高太后的想法。这无疑也是对石越有利的。然而，若太后与皇帝关系缓和，这传言很可能就会彻底的变成谣言。

不过，这些想法，潘照临却是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分半毫的。

在他看来，石越的性格中存在着极大的缺陷。石越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善于妥协，善于谋求与不同派别的人合作，但潘照临却认为，这同时也是石越最大的缺点。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妥协与合作，都是必要的手段。但如今石越羽翼渐渐丰满，石越却比以前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与新、旧两党通力合作，甚至甘心让司马光位居首相。这是潘照临所无法容忍的。

但潘照临与石越相处十余年，也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说服石越的。他太了解石越，石越的性格中，温和有余而冷酷不足，即使对政敌，他也无法做到绝决无情，更何况是对同盟与部属。若是一个普通人，这也许算不是缺点，但对于一个首领来说，却是重大缺憾。潘照临觉得，这种性格，正是石越最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的地方。

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罢，他们绝不仅仅只是普通的宰相，他们立场鲜明，对自己的决断充满信心，而且也能让身边的感受到这种信心，源于这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在必要的时候，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采取断然的手段，对付反对者。无论他们身居任何职位，他们都会被人们视为领袖群臣的人物。这两人就象两面赤帜，插在任何地方，人们就会自觉的向那里集中。

而石越，潘照临相信他不缺少这种潜力，而且也是当今除了王安石与司马光外，惟一具有这种潜力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束缚着他，令他无法变成赤帜一样的人物。

当年石越抚陕时，潘照临一度发现，石越曾经有过那种对自己信念的强烈信心，所以在陕西时，石越多有独断之举。那也是石越能够树立起他在西军中威信的重要原因。但是回到汴京后，那个充满信心的石越却渐渐消失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还是石越的性格中缺少那种天生的自信心。在陕西时，因为石越是一路的最高官员，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他拥有最高的权力，承担最大的责任，又受到富弼的开解，能够无所顾忌的做事，在某种程度上，那种强烈的自我信念，实是由环境造就。而一旦他回到汴京，在这个完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而然的，石越便会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来应对。而且，潘照临发现，不知为何，在陕西，石越可以毫不顾忌属下官员的派系，但在汴京，他却对党争格外的敏感，甚至可以说是厌惧。

石越的身份地位已经大不相同，但他却依然还在不自觉的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他竭力与司马光、王安石能友好相处，通力合作。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又瞻前顾后，过多的反省，信心不足，时时顾忌司马光等人的想法，拿不出一个立场鲜明的解决方案。虽然潘照临对交钞危机等麻烦也束手无措，但却毫不妨碍他敏锐的觉察到石越在心态上面的问题。潘照临相信，正是这种心态，束缚了石越的才能，也束缚了他的野心。

因此，潘照临知道自己的责任，便是要辅佐石越成为真正的领袖，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宰相。但这些事情，却只能一步一步，不动声色的进行。

“相公。”不知何时，侍剑出现在石越的身旁。

“拜年飞帖都送完了？”石越问道。

“各府上都送过了。”侍剑笑着回道。送拜年飞帖，是当时官宦人家的习惯，当时有身份地位的官宦之家，并不会互相走动拜年，而只是派仆人将拜年的名帖送到亲朋戚友的府上。这种习俗发展下来，送拜年飞帖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亲自走动拜年，反而会显得没面子。在当时曾经流传着一个笑话，道是某君家穷，请不起仆人，到了元旦，望着一大堆拜年飞帖无人投送，只得长吁短叹，束手无策，恰好便在此时，他一个朋友的仆人送来拜年飞帖，他招呼那朋友的仆人喝酒，偷偷查看那仆人带的拜年飞帖，发现要投送的戚友与自己大部分相同，于是此君竟生了个偷梁换柱之计，将那些拜年飞帖偷偷掉包了，结果那朋友的仆人投送的飞帖，全成了他家的。此事后来揭穿，便成了汴京的一大笑谈。开封人每到了过年，提起拜年飞帖，便会提起这件事来，当成一个新年的笑料。

这个元旦，是石越拜相以后的第一个新年，石府在一天之内收到的拜年飞帖，差不多就堆满了一间小屋，而仅仅送拜年飞帖一事，便已让合府的男仆累得人仰马翻。但以侍剑的身份，够得上他去送拜年飞帖的人家，倒也不会太多，因此回来得甚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