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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风未肯入东门（第1页）

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惩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象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萧佑丹的南朝官员也变了——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贵为大辽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他不仅在辽国极有权势，在宋朝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现在人人都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但却是兵部职方司自成立以来最大的骄傲——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正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但此时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便是因为此事而被左迁。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混淆，但二者之间却绝非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点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虽然取得过小小的胜利，却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无论辽国如何说得冠冕堂皇，职方司绝对不肯相信萧佑丹以堂堂卫王之尊出使汴京，背后竟然没有别的目的。自从萧佑丹进入宋境的那一刻起，负责接待辽国使者的宋朝官吏将兵中，职方司间谍的身影，便几乎无处不在。

萧佑丹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些身影的存在。不过，他只是置之一笑。这里是宋朝境内，宋人要做什么，那是宋人的事。他当然不是单纯来汴京给高太后拜寿，而的确另有使命。但他的对手，却绝不是宋朝的职方司。

不待使团人众安顿妥当，萧佑丹便请李清臣相陪，带了副使耶律萌，亲自前往宋朝的往来国信所递交国书，到国信所，萧佑丹赫然发觉，由宦官把持了一百多年的往来国信所，主官竟然换成了士人。他早知南朝之变化，但这变化之大，却犹出他意料之外。原本萧佑丹最忌惮的南朝官员便是石越，而几年前听说石越被闲置，让他暂时放下一块心里的大石头，但此番出使南朝，一路所见所闻，却让他心里又平生忧惧。出了国信所，上马之后，萧佑丹便忍不住感慨道：“方至都亭驿，已有物是人非之感。到了此处，才知梁家珠子铺换了少东家，实不足道也。”

李清臣自是知他话中之意，但听萧佑丹竟连梁家珠子铺的东家这样的小事都留意于心，亦不觉骇然。因勉强笑道：“大王于汴京风物，倒是熟悉得紧。”

萧佑丹听出他话中的警惕，转头望了他一眼，不由淡淡一笑。

在通事局的档案中，有一份宋朝翰林学士李清臣相当详细的资料——萧佑丹知道他是韩琦的侄女婿，他的文章策论，被欧阳修比之苏轼，被韩维比之荀卿，当今的宋朝皇帝曾誉之为“良史之材”。此人早在宋英宗时，便简在帝心，只是因为韩琦当时是宰相，不肯让自己的子侄辈升官太快，才一直被刻意压抑着。李清臣还熟知阴阳五行之说，担任京东路提点刑狱之时，以善捕盗而闻名天下，齐鲁的绿林好汉们畏惧李清臣，听到“李提刑”三个字，双腿都直打哆嗦。新官制之后，韩忠彦以家世，李清臣以文章，分别得到赵顼的赏识，李清臣做过几任侍郎，又拜翰林学士，参预机要，宋廷的许多诏书都出自他手，通事局的官员们相们，李清臣与韩忠彦，是最有可能进入政事堂，成为宋朝新宰执的两个人选。

所以，对于李清臣，萧佑丹也特别留意，并不将其当成普通的“词臣”或者“馆伴”。

“学士莫谓北朝无人，若论熟知南朝事物，孤是数不上的。”萧佑丹又似漫不经心地笑着说道。离了国信所后，萧佑丹见街边店铺到处都在卖着冥器、靴鞋、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等物，又笑问道：“几乎忘了今日是中元节，学士府中想是已买好了盂兰盆？未知今冬是温是寒？”

他说的却是宋朝的一个风俗，中元节是宋人极重视的节日，除了祭奠祖先外，家里的女子会用竹片编成盆状，盛以纸钱，用竹子支承着焚化，看盆点燃后往哪边倒来占卜冬天的气温，若向北面倒，则是寒冬；若向南面倒，却是暖冬；向东向西倒，那便是寒温适宜。这些民间俚俗，原本都是小事，但萧佑丹竟连这些都知道，却更让李清臣平生几分忌惮。因笑道：“冬寒冬温，非由天意。百姓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天气的冷暖，而是官府的冷暖。”

“善哉斯言。”萧佑丹赞道。众人骑马缓行，又聊了些宋辽两朝的风俗习惯，李清臣自觉对辽国颇为了解，但相比萧佑丹对宋朝了解之精微入细，不觉也要自叹弗叹，既惭且愧。他正在心里暗暗感叹，却见萧佑丹忽然勒马停在街边的一个肉饼铺，转首望着自己，笑道：“十余年不曾来汴京，忽然食指大动，想叨扰学士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