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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第33页）

吕惠卿有几分不屑地瞄了司马光一眼，“迂腐！”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然后朗声说道：“战争之胜负，陛下可问诸文枢使与吴兵部；微臣所敢保证者，是朝廷定可以筹集军费，以供前线之需。”

“卿有何良策？”赵顼喜动颜色。众人尽皆侧目。只有司马光微微哼了一声。

“朝廷今日之积蓄，足以支半年至一年之用。以今岁、明岁之岁入结余，再适当增发交钞，民不用加赋，而军费自足。”吕惠卿自信的说道。

“再增发交钞？！”冯京几乎被唬了一跳，“陛下，交钞无本，不得印发！否则后患无穷。”

“百姓焉知有本无本？”吕惠卿反问道，“只要朝廷继续允许以交钞交税，交钞与铜钱何异？战胜之后，以一年节省之军费，足以补上。”

冯京顿时无辞以对。

司马光心里明明知吕惠卿说的是歪理，但是亦苦于无辞反驳。犹豫了一下，终于决定不要自取其辱。虽然知道滥发交钞的祸害——这是有过一些先例的，但是司马光亦意识不到这样做究竟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文彦博只是怔了一下，与吴充对视了一眼。他们二人都绝非不懂民生财政的武人，亦知道增发交钞，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这至少要好过“因粮于敌”的夸夸其谈。大不了，废掉交钞便是，这样的先例亦并非没有。虽然不是善政，但亦算是一时权宜之计。如吕惠卿所言，若能隐瞒过去，亦未必不可能呢。

赵顼亦赞道：“只要处分得当，亦是奇谋。”

“陛下，故臣以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如何用兵，以何人为帅？”吕惠卿顺着皇帝的话说道，“只要能打赢，这些代价值得付出，困难亦可克服。但若不能称心如意，后果不堪设想。选将用兵，实是至关重要。”

吕惠卿抛出这个议题，所有人顿时都怔住了。计算军费开支，需要调拨之军队与役夫若干，如何用兵，何人负责粮草，何人负责转运，如何应对辽国……这等等事宜，的确是大家预料当中都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选帅”，却绝非是预定议题的内容之一。

虽然吕惠卿将选帅用兵绑在一起抛出来，但是在场之人，谁听不懂背后的含义？汴京流传的流言，立时浮上所有人的脑海——听说有不少大臣上疏，反对石越担任伐夏的主帅，却全都被皇帝压了下来。

崇政殿中沉默得有点尴尬。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吕惠卿一向惯于揣摸上意，他说出这番话来，有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皇帝的授意？但若是皇帝的意思。为什么传说中那些奏疏皇帝要将它们压下来？亦或者，这个流言的本身，便是一种小手段？

没有理清楚头绪之前，是不会有人轻率表态的。

不止一个人眼热伐夏军统帅的位置，但是，谁能比石越更有竞争力？

“伐夏之役，调动大军近二十万。其中不乏军中宿将、几朝勋臣。臣为国计，以为以石越为帅，未必能节制得了这些人。尤其是殿前司诸军，其统军之将，几乎个个都历事三朝，战功卓著，只恐内心不服。将帅不和，素是兵家大忌。故臣以为，朝廷当另遣元老重臣坐镇节制，以石越在陕西度支粮草便可。石越此人，臣素所深知，其为人谦退，有君子之风，亦不须忧其争功贪名，有二重臣和衷共济，何事不成？！”吕惠卿侃侃而论，他说的，绝不是什么好的理由，但却是十佳的借口。

“吕相公何不直说，以何人为帅更佳？”司马光语带讥讽地说道。朝中有名望的重臣，文彦博身为枢使，王韶卧病在床，眼见寿年便到，要找个有足够份量的人去与石越“和衷共济”，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每个人都在静静等待着吕惠卿说出他的人选。到熙宁十三年为止，大宋的政局在人事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段。仁宗朝那个黄金时代所诞生的第一流的人材，正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生命的终点。韩琦、曾公亮、蔡挺、陈升之这些名臣名相，相继去逝；老迈的张方平已经致仕；在军中素有威信、智勇双全的王韶正在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连兵部尚书吴充，也因为兵部事务的烦琐劳累、朝廷中的勾心斗角，而显得心力交瘁，垂垂老矣——他已经数上辞章，虽然都被皇帝挽留，但兵部的事务，大多却都已是由郭逵在打理着。如今硕果仅存的，其实也只有文彦博、司马光寥寥数人。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耶元十一世纪，可以说是属于这些所谓的“庆历名臣”的；北宋一代几乎全部的辉煌、荣耀、遗憾、叹息，亦可以说是属于这些“庆历名臣”的！这些人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坏的时代。他们留给后人想念不尽的繁华与光彩，亦留给后代扼腕叹息的遗憾。待到他们的生命之花凋谢，北宋以及整个华夏文明都开始走向最繁华时代的覆灭。而在这个时空，也许“熙宁”会比“庆历”更加耀眼夺目，但毫无疑问，每一位庆历老臣的离去，都是大宋朝无法挽回的损失。虽然他们或者可以不用再带着遗憾离去，因为后继者有着不逊于他们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