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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第121页）

王厚早已起身跟至地图前，默默望着地图。

石越的信虽然写得很文雅，却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伐夏之役在军事上到目前为止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从战情通报来看，这些胜利也是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的。但在财政上，对于宋朝而言，却是一个灾难。灭掉西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从长远来看，对于彻底解决宋朝的冗兵与冗费问题，进而彻底解决财政之问题，都极为关键。这些道理，稍有见识的人，都不难看出来。然而这些好处都是比较长时间以后的。以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战争之前的准备；还是战争之中的转运；亦或是战争之后占领，宋朝已经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势必还将继续支付庞大的开支，在短期内却看不到多少收益。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无论财政有多困难，朝廷都会设法保证供给。但一旦战争结束了，问题就会暴露。如果还要并不宽裕的国库支付大量的军费来供给军队以巩固对西夏的占领，朝廷就难免变得斤斤计较，欠饷欠粮难以避免。为了尽量节省开支，也为了减少政治上的阻力，在西夏旧地的驻军也一定会削减。如此一来，为了避免分散兵力，宋军有限的兵力，一定会集中在平夏与兴灵两个重点地区。

这样的后果，就是会州、兰州以及以西的地区，都势必成为宋朝势力薄弱的地区。如果西蕃势力借此机会大肆扩张，不出十年，必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人的野心是随着力量的增长而增长的，今日的联军，一旦力量达到一定程度，谁敢保证说它不会是第二个西夏？

所以石越特意写信给李宪，委婉地表示，战局与开战时已经不同，李宪部是否继续向兴灵进兵，已经不如开战之初那么重要，并希望李宪能够“见机行事”。

石越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认为折克行与种谔足以平定兴灵，李宪应当从长远考虑，设法替宋朝在兰会地区甚至更西的地区打下一个好基础，特别是要防止他们此时的联军——青唐吐蕃坐大。只不过石越说得很客气，他顾忌着李宪的面子与情绪。李宪的副帅身份与特殊地位，是石越不能随便命令他怎么样便怎么样的；而且攻下兴庆府，对于所有宋朝的将领们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李宪与王厚自熙河进兵，本来就没有赫赫之功，唯一的盼头便在兴庆府之战，石越也无法说不让他们打便不让他们打。所以，他在信中并没有对李宪提出任何强制性的要求，是继续按原计划进军，还是改变策略，由李宪自己决定。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没有人不希望是自己的军队第一个登上兴庆府的城头。

折克行歼灭了梁永能；种谔不出意外，功劳薄上也将记下灵州城这重重的一笔。而李宪与王厚，无论是兰州还是会州，在折克行与种谔的功勋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对于李宪与王厚来说，唯一的机会便在兴庆府。

没有任何功劳比得上将梁太后与秉常押送至汴京。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彩头。

“两天前，石越遣使说，若禹藏花麻未降，便以剑令其降。某整军与之连战两日，夺七寨，斩首数百，眼见着禹藏已遣使求和，忽又来这么一封信……”李宪忍不住发着牢骚。

“太尉。”王厚忽然打断李宪，“末将倒有一策，可期两全。”

“唔？”

“禹藏狡诈多谋，数月来我军与之对峙，他从不肯交战，每每稍触即退，却恃着他熟悉地形，如附骨之蛆，始终在我军附近游荡，使得我军战亦不得，进亦不得，退亦不得。遣使说降，则又欲降不降，为首鼠两端之计。我军虽累胜，然终无大用。若如此僵持下去，只怕折克行、种谔辈将兴庆府打了下来，太尉尚未至青铜峡。而若我熙河军须取道灵州而入兴庆，脸上也没半分光彩。而今之计，莫若分兵……”

李宪与王厚对禹藏花麻的确有点无可奈何。

禹藏花麻与李宪、王厚“对峙”的策略，只能用“无耻”来形容。他从不与宋军正面对抗，而是广布斥侯，双方只要稍一接触，他立即逃窜，却随时与宋军保持三十里以内的距离。他也根本不考虑整个战局，甚至对于防守兴灵都没有兴趣——因为据情报表明，禹藏花麻的主力根本不在宋军的北面，而是在南面！也就是说，禹藏花麻只是远远尾随着李宪部向兴庆府进军。宋军从石越到李宪，派出过无数的使者试图劝降禹藏花麻，禹藏花麻对这些使者一律热情款待，殷勤地向石越与李宪回赠着礼物与书信，但无论你是威逼还是利诱，他都不做任何表态，既不说降，也不说不降。

与其说禹藏花麻部是夏军，还不如说那是独立于宋夏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但饶是如此，禹藏花麻这么居心叵测地跟在李宪后面，李宪与王厚立时就束手束脚，二人战争开始时定下的策略，眼见着便变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但李宪与王厚明知道禹藏花麻是在玩弄政治手腕，一时半会却也无计可施。

因为梁永能还是有底线的，禹藏花麻却是没有底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