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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天下才俊（第11页）

司马梦求解释道：“因为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大抵南方百姓，较北方百姓要富庶，而南方百姓的徭役，亦比北方要重。实行免役法，一般的南方百姓，多能承受，而因此免掉徭役，只要朝廷不是庸外加庸[61]，百姓反而觉得方便。而北方就不同，百姓穷苦，本来就出不起免役钱，而免役法又分五等户征收，原本不要服役的客户与四、五等户、单丁户、女户，都要交一半的助役钱和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这便形同对穷人增税，使贫者更贫，雪上加霜，而国库竟因此富裕。所以北方最穷的百姓，很受免役法之害。特别是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说是为荒年灾年备灾的，实际上年年征收，几乎变成常赋，有些地方甚至增加到十分之四，十分之五，深害百姓。南方还好，北方百姓则实有不堪忍受之苦，而偏偏北方官户、客户，及四、五等户尤多，故此天下沸腾。新法实施以来，北方有些百姓甚至不愿意种桑养牛，因为家里有桑树、有牛，就被视为富户，免役钱就要多出，一岁所得，反不如税钱多。但在北方而论，比贫困之家反对更强烈的，是一等户和官户，很多官户，本来免役，现在同样要交免役钱，自然不愿意；而一等户反对，则是因为他们出钱最多。朝中大臣以北方人居多，利益纠葛，自然颇惑人心，真要说为贫困百姓吁请的，倒不见得有几个。否则也不必全盘攻击免役法，只需改良助役法便可。如果平心而论，对于南方人而言，则免役法就算没什么好处，但至少也不是什么坏法，而对北方而言，如果能取消或者减少四、五等户和客户的助役钱和免役宽剩钱，那么它纵有弊端，也可以接受。”

石越听到此言，想到自己之前在心里一直单纯的认为免役法扰民，甚至想过要联合旧党狙击此法，心里不由一阵惭愧。司马梦求这一番话，让他想起苏轼本来反对免役法，可是到了杭州后就慢慢没有听到他反对的声音了，而韩琦在河北，则对免役法恨之入骨，其中原由，他终于算是完全明白。不由长叹道：“非纯父，他人不能为我言此。”

而潘照临听到这里，见司马梦求如此通达上下情弊，也有点自叹不如。

司马梦求又继续说道：“又如保甲、保马二法，推行皆在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对此二法闻所未闻，更无害可言。而青苗法推行得当之处，百姓颇得其利。南方百姓所苦的，反倒是农田水利法。”

这话说出来，众人皆是大吃一惊。陈良等人以前也未曾听他说过这些，忍不住问道：“这怎么可能？”——农田水利法可是新法中公认的善法。

“怎么不可能？地方官吏为了邀功，乱开沟渠，胡修乱造，虚报数字。逼迫百姓向朝廷借钱，虽然利息甚低，却始终是要还的。何况江浙两淮，要修水利，就应当统一规划，才能见其利。各县乱修一气，又有何用处？”

陈良等人闻言，尽皆默然。石越点了点头，说道：“这些情弊，朝廷却是已经知道了，已打算派使者去江淮督修水利。”

却听司马梦求又说道：“至于秘阁所改良青苗法，虽然是善法，情弊减少许多，但也并非全无弊端。一则若非大县，一县只有一座钱庄，而钱庄春季借出，秋季收回，若非富户豪室，断无这许多本金。而富户豪室也有不良之人，宁可钱庄开不成，自己方好偷偷放高利贷。要抑制这种情况，一要靠地方守吏能干，能打击高利贷，让县中富户联合出资办钱庄；二要由外地请来大商大贩兴办钱庄，让本地的富户无利可图。故此，秘阁之法，在富裕之州县往往施行得好，在穷困之州县，却全看地方官的能力。毕竟，仅仅靠着青苗钱收息那一点微利，如何能打动富商去外地办钱庄？何况越是穷的地方，借钱出去风险越高。此外，对于那些极度贫困的农民，钱庄往往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官府亦不能强迫钱庄借钱出去。而合作社的推广，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于是，最穷的人，依然还只能去借高利贷。所以改良青苗法，如果摊上一个好的地方官，则可称良法，若是地方官平庸，那么只能说聊胜于无，只不过是不扰民罢了。”

石越默然良久，才说道：“南方已是如此，北方只怕更加复杂。”

不料司马梦求却笑道：“那却未必。”

“为何？北方可是比南方更穷。”

“北方虽穷，但北方也有有利之处。一是北方人情淳朴，欠钱不还之事要少，借贷风险便小得多；一是青苗钱利息低，北方三等户以下，都愿意借，甚至客户也愿意借，借的人比南方要多，钱庄所得利润反比南方高；一是因为钱庄收息多少，始终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一条，地方守吏往往都会很主动的把富户召集起来合伙开钱庄。而地方官为了从钱庄中多收息当成自己的政绩，又会鼓励这些钱庄借钱给商人谋利，从中抽取税金当做青苗税钱交纳。这是李代桃僵之法，却意外促进了北方商业的发展。所以，北方实际上并不比南方执行困难。钱庄自开办以来，借钱给商人做本经商谋利，不分南北，各处都有，甚至已渐成钱庄之主业。这当然也是有利有弊，有利处是钱庄利润变大，商人愿意开办，有利于青苗法之推广；其弊则是钱庄本金有限，借给商人后，反而没有钱借出做青苗钱——这种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了，而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庄更是只要有利可图便可，如此下去，青苗法不免名存实亡，生产需要资金的农民最终还是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改良青苗法之所以朝野一片平静，玄机便在于此。”

“那么……纯父可有何良策，存其利，除其弊？”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但是他也觉得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也未必是什么好事。让太多农民破产，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耐这么多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越还是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司马梦求摇了摇头，苦笑道：“学生不过是眼高手低，又能有何良策可言？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出青苗钱。人情如此，如之奈何？虽说也不是不能解决，但却要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或者，可在钱庄法增加一条，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不过依学生来看，这些都是小节，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整个就走错了，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财政岁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

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

石越忍不住问道：“纯父何出此言，介甫之新法有不合人情而难以成功处不假，但若是能够成功的话，岂得谓无益？”

司马梦求却是不以为然，慨然道：“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决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宽养民力，不能宽养民力，就不能厚培国本，不能厚培国本，就不足以显耀武功。王相公变法，背道而弛，焉能成功？”

这个道理，石越和潘照临，甚至苏轼、范纯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奇。但石越却是不置可否，说道：“若说冗官冗兵，王相公亦非不曾着意，似不能谓其见不及此，更不足以言背道而弛。”

“王相公的确也在裁撤禁军，然而西北军费所需，数以亿万计，此处裁撤省得一二，彼处所增军费却十倍不止，又有何用？而冗官之多，四年以来，更是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间，推恩者不过数十人，治平间增至三百人，而如今则更增至四、五百人矣。官员们一个个求田问舍，为子孙谋，谁来谋国？又如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一、二十人，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各自开府设衙，费用又增。又，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天禧间也不过四千二百多，现在则有一万一千多。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如今达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现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时。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势，有增无减。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项赏赐，曾无止尽。王相公只管理财，想方设法替朝廷开利源，但冗官越来越多，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终不过是白辛苦一场……”

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如数家珍，显是平时非常留心。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倒也罢了，石越和潘照临却听来惊心。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石越是亲身体会的。俸银之外，还有春衣、绫、绵、冬绢，还有粟，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还有薪、炭、盐、纸，还有所谓的“增给”、“赡家钱”、“马钱”、“茶酒厨料”……名目繁多，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每逢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生日，更是各有恩赐。国家从百姓那里聚敛来的钱财，就这么被所谓的“百官”们分走了很大一部分。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过错，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却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