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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吕氏复出（第5页）

“相公，变法之要，在于得人。朝中官员老朽，皆不可恃，故此我们应当把目光投向年轻士子。石越已经走在前面，当我们还在讨论《三经新义》之时，《石学七书》已大行于世；当我们还在议论着经义局、三舍法之时，白水潭学院已隐然执天下学术牛耳。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只要能尽快置立经义局，推出《三经新义》，培养出一批支持新法的青年，新法就不会有人亡政息的一天。而若能用《三经新义》取士，更会不断地给我们补充了解丞相思想的新官员，对新法的执行，非常有利。就是对丞相本人来说，也几乎是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的伟绩。”吕惠卿把他心中的想法合盘托出。

王安石点了点头，道：“知我者，吉甫也。我个人荣辱不足道，不让新法人亡政息，才是要务。”

吕惠卿见王安石支持他的主张，便顺着思路继续说道：“创办经义局，非但是培养人才，更可争夺士子之心，可以让天下人明白，相公之主张，才是儒家正统，才符合先王之道。我以为可仿效白水潭学院，创办《经义局月刊》，每月刊发我们的见解，以争取士林的认可与支持，此外，更可以太学为依托，让国子监创办《国子监月刊》，解说新法与新学要义，此皆争取士林支持之良策。”

王安石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性，当时便听得呆住了，好一会才回过神，叹道：“吉甫，真奇材也，我以前竟没有想过，石越可以做的东西，原来我们也可做得。”

“相公谬赞了，您公务繁多，虑不及此也是难免。我从家乡抵京，倒是有点旁观者清了。”吕惠卿笑着谦虚了几句。

“既然如此，除了《月刊》之外，我们也可以办一份报纸，难道只有桑充国能办报纸么？”思路一旦打开，王安石立即就往更深一步想了。

这也正是吕惠卿想要说的，他笑道：“《月刊》是阳春白雪，用来争取士林之道德支持，报纸则是用来影响清议，解释新法，各地执行新法得力的情况、取得的成绩，我们都可以通过报纸报道出来，让百姓知道我们的成绩，让他们理解新法，让反对者无话可说。”

“善，甚善！”王安石不禁站起身来，踱至窗前，想了一会，说道：“报纸的名字便叫《皇宋新义报》！这件事可着陆佃去办。”

“《皇宋新义报》，好，好名字。”吕惠卿拊掌笑道，“不过此事还有为难之处。”

“有何为难之处？”

“《月刊》还可由朝廷出钱，然报纸由朝廷出钱，只怕会有争论。”

“官办报纸，有何不可？没有人规定报纸只能民办。”王安石不以为然。

吕惠卿担心的却不是这个，“若是官办，自然是翰林学士院主办，断没有国子监主办的道理，若是学士院主办，只怕麻烦更多。”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学士们未必都听话。

王安石笑道：“吉甫，谁说我让国子监主办了？中书门下省主办，学士院也无话可说。”

吕惠卿这下倒真是佩服王安石了，中书省要办报纸，虽然没有先例，但是别人的确也不好去抢。

石越当真没有想到王安石多了个吕惠卿，气象就完全不同了。创办经义局、《经义局月刊》、《国子监月刊》，让人根本提不出半分反对的理由。王安石亲自指定的一班人，从此天天开始聚集经义局，编修《三经新义》，希望有一天让这本书成为“全国公务员考试的唯一指定教材”。石越从心里面就反感这种指定唯一教材的做法，明清八股取士，其实八股文的形式并不足以为害千古，真正为害千古的，是所有经文的解释，都必须来自于朱熹的理解，这样才会严重束缚读书人的思想。本来程朱理学做为一种哲学思想，历经近二百年的曲折，能够在有宋一朝的各种思想、学说中胜出，自然是有其出类拔萃之处的，朱熹也不愧为儒家的一代宗师。但是当他的哲学思想由明清的科举异化成官方的意识形态之后，一切便走样了。这一点石越知道得很清楚。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正算得上是其始作俑者。只是，石越虽然反对，但是想要正面辩论，以王安石、吕惠卿对经义的了解程度，他却根本不是对手，他也不会自取其辱。至于和皇帝谈论统一思想的害处，那实在是对皇帝要求太高了，赵顼绝对不会反对统一思想，实际上自有人类以来，几乎所有的人类都希望别人能接受自己的思想。

好在《三经新义》不是一两天可以编成的，所以石越还有时间去想对策，何况这也不是最出乎石越意料的事情。

最让石越吃惊的事情，是王安石提请皇帝，中书门下省要创办机关报《新义报》！

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官方报纸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诞生，石越不太明白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是自己对这个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有了一丝成就感，还是政敌越来越聪明带来的忧虑感，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件事没有人说得清楚。石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王安石要创办《新义报》，其目的绝非为了促进言论自由与新闻监督，而是明显的要利用巨大的行政资源来影响舆论，攻击反对者，以求顺利的推行新法。《新义报》从一开始，就注定它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其影响绝对不会比《汴京新闻》要低。

“丞相，石越对于办报纸一定很在行，既然中书省想办《新义报》，朕以为就让石越主编如何？”赵顼对于办《新义报》倒并不反对，但是他的建议却未免让王安石哭笑不得。